来源： 泰顺3000年
毫无疑问，外来移民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泰顺地域文化。其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区域，主要表现在方言和地方信仰上。不同的语言、地方信仰随移民而来，在泰顺的土壤上扎根萌芽，而山林溪涧的分隔、南北不同的商贸路线，从而形成地域多元文化。
文化兼具浙闽、横跨山海
泰顺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建立在古老的闽越文化的基础上。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越人曾是浙南福建人口的主体，越文化或闽越文化无疑是当地文化的主体部分。
福鼎、福安、寿宁交界自三国两晋以来，随着北方汉族的逐步南下，浙南福建的土著文化受到冲击和融合，较晚开发的地区仍然保存着比较完整的闽越文化。泰顺、寿宁、景宁、云和、宣平诸县是浙闽最后开发的地区，应该保存着比其它地区更多的闽越文化。泰顺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来自浙南闽北，浙南闽北诸县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大的程度上是闽越文化的区域流动。因此，尽管移民来自四面八方，泰顺的地城文化本质上仍属于闽越文化，而不同于浙江北部的吴越文化。泰顺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是闽越文化内部的差异性。
泰顺、寿宁、景宁、云和、宣平是浙闽最后开发的地区，保存更多的闽越文化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泰顺这种深山茂林、溪谷巨涧分隔的山区，县域内各小区域间的交通往来远不如平原地区那样方便和频繁，必然加强了内部区域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地理条件，使得四面八方迁入的移民所携带的家乡文化，在泰顺得以长期保留。此外，泰顺既位于浙江和福建两省毗邻地带，又居沿海和内陆相交之地，南北向有跨越浙闽两省的交通道路，东西向有浙闽边山区横贯沿海的道路。这种地跨浙闽、连接山海的地理位置，也会使泰顺地域文化具有兼具浙闽、横跨山海的特色。
方言随着移民而来
有人说温州方言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温州话之难懂，闻名全国。而泰顺方言差异之大和难懂，可能又居温州之最。
《分疆录》卷二“方言”，曾用一大段话，说明泰顺移民与方言的关系。大意是：泰顺县城罗阳在建县时迁入的人大多来自处州府，所以现在的方言接近丽水、松阳、遂昌等县，城郊外面的方言则接近福建话。一都靠近景宁县，方言就接近景宁。二都和三都靠近青田和瑞安，方言就夹杂着青田话和瑞安话。东南各个乡镇都讲福建话，靠近各县边界的乡镇尤其如此，南边和北边的方言的差别如同秦国和越国的差别那么大。另外，康熙、雍正年间以后又有很多汀州人进山种植蓝靛，家族聚居在一起，于是现在还讲汀州话。乾隆以后又有很多平阳北港的人进山耕种，还有一些家庭的是清初从福建兴化府、泉州府迁来的，因此又讲泉州话。泰顺地方不过二百里，而方言如此复杂多样，远远超过别的县。
依据泰顺方言分布图和1998年编《泰顺县志》第二十六编，可以大致清楚泰顺方言的分布状况。泰顺为吴语和闽语的交界区，境内方言可分北、南二区。
01北区属吴语系统
包括属丽衢片的罗阳话、司前话和属温州片的百丈口话、莒江话。
罗阳话和司前话是丽水话在处州府以南的延伸，使用者主要是明清时期从处州府的景宁、云和等县迁人的移民的后裔。罗阳话为县城和周围的仙稔、鹤巢等地居民的主要语言。司前话语音与罗阳话稍有差别，主要分布在靠近景宁县的黄桥、里光、司前、黄坑以及洪口等地。百丈口话属于文成瓯语，讲百丈口话的居民大多是文成县移民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百丈和峰门等地。莒江话虽然也属于吴语温州片，但语音和词汇与罗阳话、司前话很接近，使用者主要分布东北部的包垟、莒江、新浦、翁山、联云等地。前些年，由于修建珊溪水库，讲百丈口话和讲莒江话的居民大多迁徙到泰顺其它地方甚至温州等地，县内讲这两种话的人口有较大的减少。
02南区属闽语系统
包括属于闽南话的彭溪话和属于闽东话的蛮讲话。
彭溪话主要分布在东南角的彭溪和峰文、月湖、富垟、九峰、秀涧、五里牌等地，以及垟溪、后章、章成等地。他们大多是明清之际从福建的泉州和漳州迁入苍南，清代再从苍南迁入泰顺的移民的后裔。彭溪话与苍南一带的闽南话连成一片，称浙南闽语。
蛮讲话是泰顺的一种土著话，一说“蛮讲”是“闽讲”的谐音，为全县使用者最多的方言。作为全县使用最多的方言，蛮讲话不断影响着周围的方言，同时也受周围方言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境内闽语保留了古闽语以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如“打”为“拍”，说“台风”为“风台”，“客人”为“侬客”，“咸菜”为“菜咸”。
保留古闽语以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除了闽语和吴语两大方言系统，泰顺还有一些人讲属于客家话系统的畲话和汀州话。畲话是畲族的语言，明清时期畲族和客家人从福建汀州一带迁入泰顺。畲族和讲汀州话的居民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特色，泰顺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分布。
在县内的许多地方，往往几种不同的方言区交错在一起。为了交际需要，许多人不得不学会两种方言，还有的人会说三种或四种话。因此，在这些地区就形成“双方言”或“多方言”并举的局面。
地方神信仰随着移民而来
对于古代东南山区的乡民而言，地方神灵的地位可能超过佛教、道教的神衹，而首先信仰的地方神自然是家乡的地方神。一旦举家迁到新的地方时，只要可能，他们都愿意继续供奉家乡的地方神，为之修建庙宇，从而导致这一地方神崇拜流传到新的地方。由于外地移民在泰顺境内大致具有依迁出地的不同而按流域分布的特点，泰顺县内的地方神信仰的空间分布，常有与移民分布大体致之处。
在泰顺北部讲罗阳话、司前话的民众，祖先大多从旧处州府迁入，在这一区域马仙姑是重要的地方神。马仙姑传说源出景宁，在旧处州府众多的地方神中影响最大，供奉马仙姑的庙宇称马仙宫或马仙祠。除了北部地区，南部的龟湖镇也是马仙姑信众较多的地方。据当地宗谱，龟湖的大姓王姓、叶姓都于明初从处州迁来，明初因采矿而进入龟湖的处州矿工估计人数不少，此后当地人多崇拜马仙姑，龟湖的马仙宫被认为是泰顺全县最灵的。现龟湖人已主要讲蛮讲话，但马仙姑崇拜依然如故。
在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畲族村落以及三魁庵前等地，人们还崇拜传自景宁汤坑的汤夫人。据说汤夫人是景宁汤坑人，后得道成仙。泰顺畲族的祖先在从闽西南往北迁人浙江之初，大多先居住在旧处州府境，几代之后再迁入泰顺。泰顺畲族信仰汤夫人或许与此有关。
泰顺南部地区多见顺天圣母庙，或称临水宫、栖霞宫，奉祀福建女神陈十四(即陈靖姑)。陈十四崇拜源于福建，后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泰顺，其流传是宋代以来福建移民迁入泰顺的结果。现崇拜陈十四的信众大多讲蛮讲话和彭溪话，前者被认为属于闽东语系，后者则属于闽南语系。
在泰顺中部以蛮讲话为主的筱村地区，除了上述信仰之外，当地特有的神灵崇拜——陶二公、徐三公较为流行，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活动。
随着时间的演进，泰顺各地方神的崇拜地域，早已超出最初信仰的地域，而进入与移民甚至方言没有关系的地方。《分疆录》卷三“建置·寺宇”便记载，马仙姑、汤夫人、陈十四等三位女神，已经“各乡皆有”，各乡农民遇大旱祷雨便要祭祀。
地方神信仰属于风俗的范围，而泰顺各地的风俗，甚至饮食方面，各地区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同方言、地方信仰，这些差异有时也与移民的分布有关。
南北文化差异原因
由于迁入时间较晚，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历史上对现代泰顺文化影响最大的移民，无疑是明清时期迁入的移民。明清时期迁入泰顺的移民，主要来自南面的福建各地和北面的旧处州府，因此泰顺在明清乃至后世方言、地方信仰与风俗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南部和北部的差异。
泰顺县内的这种文化差异的形成，除了移民这一重要因素之外，另有多方面的地理因素的作用：河流流往东、东南和西南三个不同的方向；县内没有较大的盆地；县城罗阳偏在西北一隅，未能成为全县的经济文化中心，而其它乡镇同样未能扮演这一角色，等等。
受上述因素影响，泰顺南部的货物基本运往福建的福鼎县城桐山甚至福州，北部的货物基本上通过飞云江运往温州，货物输入也同样如此。经济联系往南北两个方向倾斜，自然加强了南北两个部分对外文化联系的单向性。《分疆录》“凡例”说，“邑在闽括之交，风俗不无庞杂”，说明风俗主要受到福建和旧处州府的影响。
闽越文化仍是主体
笔者通过十余年来在浙北、浙中和浙南的考察，以及在泰顺、瑞安的生活经历，对浙江的文化差异有一定的认识。另外，家乡泰顺与福建北部仅一山之隔，与闽北各县的贸易、文化方面的交往甚多，而双方的通婚也相当多。从小的耳闻目濡以及后来在闽东北、闽西南和闽南的游历，使笔者也获得对两省文化的一些感性认识。笔者深感浙南和闽北两个区域的文化尽管有差异，但共同性却大于差异性，山区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浙南又多处显示出不同于浙江其它地区的特点。
例如，越人素以“尚鬼好祀”而著名，所谓的“鬼”是已亡故的祖先，造一个气派的坟墓和大办丧事是浙南福建的习俗，而那种状如靠背椅子的坟基常见于浙南闽北。此外，浙南山区历史上多行二次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浙北基本上无二次葬，丧事不如浙南铺张，坟墓多是外形圆圆的土包形状。金华市和衢州市所在的金衢盆地两种坟墓样式兼而有之，土包形状以盆地中居多，椅子形状多分布在南部山区。
坟基状如靠背椅子，浙南福建文化习俗浙江各地区的民间信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分成北部的杭嘉湖宁绍、南部的温台处和中部的金衢严三个分区。南部以女神崇拜为突出，地方神信仰主要自福建传来，例如陈十四夫人、马仙姑，当然也有区域的土产，如平水大王。
另据廊桥研究者的调查，类似泰顺这样的不用钉铆，采用别压穿插方式搭接而成的廊桥，基本上分布在北至旧处州府境，南到福建闽江以北地区，仍不出古闽越文化的空间范围。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以为泰顺在浙江省属于浙南文化区，但由于居浙闽交界处，北、南两部分并受两地的移民的影响，浙南文化区和福建北部文化区在泰顺境内进行过渡。泰顺的南、北两大区域，分别与闽北和旧处州府人群的语言相近，地方信仰相近，地域相近，文化差异不大，可以将南部视为福建文化区的最北部分，北部视为浙江文化区的最南部分。
